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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Mirsky
电视上的超级科学家，对现实世界的法庭、校园和罪犯造成了影响。
电视CSI影集三连作：《CSI犯罪现场》、《CSI迈阿密》和《CSI纽约》，很有可能是继1960年代著名电视影集《盖里甘的岛》中的“教授”，在没有经费支持下，忙于“以椰子的化合物提升生活品质”以来，大众文化对科学家最正面形象的呈现。今年2月，美国科学促进会在华盛顿开年会，一群真正的法医科学家仔细检查了这些CSI影集。
这些虚构的影集，已经无意间对现实世界的检查官造成了压力。“‘CSI效应’是2003年才出现的新词，那时这类片子开始火起来。”西弗吉尼亚大学法医科学研究所所长、痕迹证据分析家Max Houck说，“这个词是指陪审员对物证有高得离谱的期待。” 检查官担心，如果没有陪审员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严格物证，合理怀疑的界线可能会改变。
Houck指出2004年洛杉矶的一宗案子，涉及到一件带血的外套。他说：“因为那件衣服没有进行DNA鉴定，陪审团成员立即担心起来。事实上，穿衣服的人承认当时在凶案现场，并试图帮助受害人，所以实验室说没有理由做检验，因为当事人说了他在现场。”根据Houck转述，法官对此事明确表示：“电视教了陪审员有DNA鉴定这回事，却没教该什么时候派上用场。”
的确，很多人仍然对DNA一窍不通。比如实验室可能需要失踪者的衣物，用衣服上的DNA比对待确认的物品，而礼服衬衫的硬衣领较容易把皮肤细胞磨下来。美国华府三军DNA鉴定实验室的Demris Lee回忆说：“我们请家属送来礼服衬衫，结果送来的是还未拆包的新衣服。他们无法相信我们想要的是他的脏衣服。”
罪犯可能也感受到CSI的热潮，说不定还做笔记呢。德州沃斯堡的法医枪枝专家Richard Ernest说：“我听说，CSI在监狱大受‘关注’。对某些人来说，监狱几乎就是一所犯罪学校。他们看到某段情节，会说：‘我就是这么被逮住的。好，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不过，他们可能会因此犯下新的错误。Houck认为：“当他们试图避开从CSI剧情中看到的刑侦时，事实上反而会留下更多的证据。如为了不留下唾液中的DNA，他们不敢用舌头舔粘胶，而改用胶带。这样，他们就很可能在胶带上留下指纹，而且还会粘上周围的毛发和纤维。老实说，你越想逃避侦查，就会留下越多证据。”
CSI的另一个效应，是让年轻学子认为干这行很酷。1999年，Houck的研究所里只毕业了四个专攻法医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学校最大的专业，”他说，“四个年级的学生加起来，超过400人。”也许他们学到的最重要事情是，现实中的法医并不像电视上秀的那样。Houck告诉学生们：“我们这行不太可能穿皮裤开悍马车，而是穿着连身工作服，爬在人家门廊下面找尸块。说真格的，我这辈子还没穿过皮裤呢。”
Houck还有一件窝心事，就是看到他在电视上的同行们使用根本不存在的分析工具。他说：“我们开玩笑说，有这么绝的东西，我们真该搞一套来用用。”（某几集故事里的强大的资料库，就让我的一个朋友忍不住问：“直接问电脑谁是罪犯不就得了？”）另一个让Houck搓火的俗套情节是，调查人员总在漆黑的室内犯罪现场晃荡。“他们老用手电筒，真搞不懂为什么，” Houck说，“我通常会把电灯打开。”
[宋天明/译 曾少立/校] | 最初发表时间：2005-11-24 |  | | 我是站长瀚海蓝月,我在家里以外的地方上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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