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基因———李森科伪科学肆虐记 | 瀚海蓝月 | 李森科事件曾经严重毒害了原苏联和中国的遗传学和进化论研究，干扰了人们正常的思维。即使是现在，这股影响也还没有消除。我借用这篇论文为大家澄清生物遗传和进化的和一些世界观问题。
高翼之(东南大学医学院,南京210009)
中图分类号:Ｑ3 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0253-9772(2001)06-0556-03ＮｅｇａｔｉｎｇＧｅｎｅ———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ｖｏｃｂｙＬｙｓｅｎｋｏ’ｓ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ＡＯＹｉ ｚｈｉ(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ｎｊｉｎｇ210009,Ｃｈｉｎａ)
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李森科(Ｌｙｓｅｎｋｏ)的伪科学对苏联遗传学界进行了近三十年毁灭性的摧残。50年代初,这场风暴开始肆虐我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痛定思痛,我们决不可忘记这场灾难所带来的沾有遗传学家鲜血的历史教训。
1 事件的性质本文所谈论的事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称为“两派之争”,即遗传学的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与孟德尔—摩尔根学派之争。
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扭曲。遗传学家并不这样看,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使他们不能作澄清。现在应该是用清楚明白的语言来阐明事件性质的时候了。首先,所谓“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这个称谓,是李森科创造出来的。由孟德尔(Ｍｅｎｄｅｌ)创立又经摩尔根(Ｍｏｒｇａｎ)完善的孟德尔定律是遗传学的基础,是对遗传的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科学反映,而不是遗传学中的一个派别,正如物理学中不存在什么牛顿学派、化学中不存在什么拉瓦锡学派一样。连“遗传学”这一名词都是贝特森(Ｂａｔｅｓｏｎ)在宣传孟德尔学说时创造的。其次,米丘林(Ｍｉｃｈｕｒｉｎ)与此事毫不相干。米丘林是园艺学家,培育了许多种果树新品种,早在1935年就去世了。生卒年比他早几年的美国园艺学家布尔班克(Ｂｕｒｂａｎｋ)比他更有名,曾培育出八百多种果树、蔬菜及花卉新品种,包括无核李、布尔班克马铃薯、黑玫瑰等等。他们都没有提出过任何遗传学理论。由于米丘林的声誉,他在死后被李森科抬出来“拉大旗作虎皮”。最后,李森科不是科学家,当然谈不上是遗传学家,所谓的“李森科遗传学”,不过是他自己吹起来的伪科学,在遗传学的殿堂中根本没有他的席位。宽容一点说李森科最多可以被称为农艺师。1925年他在基辅农学院毕业后,一直在边缘小城镇的育种站工作。他不懂任何一门外文,从未读过世界著名的生物学文献,对遗传学极端无知而抱有敌意。他在育种站时就认为站内进行的遗传学研究都是“有害的胡说八道”。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迹后,许多对苏联怀有景仰之情、同情共产党或已是共产党员的外国科学家访问苏联时都曾经怀着善意去拜访这位“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李森科的傲慢与无知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他曾对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说,他不需要数学、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化学,不需要现代生物科学,也不相信它们,它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有的外国遗传学家说:“和李森科讨论遗传学,犹如和不会加减乘除的人讨论微积分。”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这一事件的性质就不言而喻了。
遗传学家是如何评述这一事件的呢?北京大学生物系李汝祺先生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学术之争,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复旦大学谈家桢先生说:“我认为,首先要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无知。……李森科搞的那一套东西既不搞对照实验,也不讲数量分析,连试验的品种纯不纯都不管,对已有的科学成就全盘否定,他们哪里有一点学派的味道?!”刘祖洞先生说:“我认为,‘米丘林遗传学’根本就不是一派,它构不成一派,或者说,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根本就不是科学。因此,它不是科学中的一家,没有资格参加百家争鸣。”其实,李森科刚起来作祟时,正在苏联做合作研究的遗传学大师穆勒就愤起反击,并且把这一事件比喻为医学与巫术、天文学与占星术、化学与炼丹术的对抗,这就已经对事件的性质作了准确的论述。
2 伪科学肆虐苏联遗传学界1928年,李森科发现他父亲把冬小麦种子放到春天种植照样能有收成,因而于1929年提出了他的“春化处理”观点,即把冬性类型的种子预先暴露在不低于摄氏零度的寒冷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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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6 20:54: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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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瀚海蓝月 | 件下,然后在春天播种会有利于作物的抽穗。当时苏联许多生物学家指出这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著名植物生理学家马克西莫夫(Ｍａｋｓｉｍｏｖ)早就写过关于“冷冻催芽”的文章。在春化法的基础上,李森科又于1931～1934年间提出了“植物阶段发育理论”。可惜,这又是马克西莫夫早就提出并研究了多年的问题。事实上,由于李森科不学无术,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研究能力,不管实验材料的纯度,不设实验对照组,没有实验重复性,对实验结果不作统计学处理,马克西莫夫作为植物阶段发育理论的创建者,曾对李森科关于植物阶段发育的论文给予极其严格和尖锐的批评。
1935年,苏联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第二次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斯大林出席了这次大会。李森科作了题为《春化处理是增产的有力措施》的发言,开始了李森科伪科学对遗传学的进攻。他蛊惑人心地鼓吹:“为了保卫春化处理和在为确认春化处理的斗争中,我们同某些所谓的科学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请告诉我,同志们,在春化处理战线上难道没有阶级斗争吗?……阶段敌人总是阶段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斯大林大声喊道:“好,李森科同志,好!”三个月后,李森科这个反科学的“斗士”竟然成了苏联科学院院士。从此,李森科凭借着斯大林这面当时谁也不敢动摇的大旗,开始在苏联科学界成了不可一世的具有生杀予夺权力的新沙皇。他第一个打击报复的对象就是马克西莫夫。
也就在1935年,一个叫泼莱任(Ｐｒｅｚｅｎｔ)的哲学笔杆子开始了与李森科的合作。在科学上,他当然同李森科一样,对遗传学一窃不通;在哲学上,他属于斯大林时代造成的只会鹦鹉学舌的那一类,实际上也是一窃不通。1935～1936年间,李森科和泼莱任利用他们主编的《春化》杂志和《农业社会主义建设》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扬他们的“新理论”,对遗传学家发动了带政治色彩的恶毒攻击和残酷的迫害。
首先,李森科把遗传性定义为“生物体为其生活、为其发育而需要一定条件,以及对一定条件发生一定反应的一种特性”。可见,李森科连科学概念应该用规范的语言准确地揭示对象的本质属性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规则都不懂,这也证明他确实“没有资格参加百家争鸣”。不过,李森科下这样的定义倒也有其具体内容,那就是: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外界条件通过对有机体代谢作用的影响而转化为内在的“遗传性”。换句话说,遗传就是外界环境在有机体内的反应。据此认为,温度的改变会使冬小麦变春小麦,环境条件的改变会使松树变云杉,品种内杂交可以使种性“复壮”,……。李森科自我标榜他的“遗传学理论”符合辩证法,实则为巫师的变戏法。他实际上已经取消了遗传的基本含义和原理,比拉马克(Ｌａｍａｒｃｋ)的谬误走得更远。
拉马克一生对生物科学有许多重要贡献,但他于1809年提出的“用进废退”、“获得性状遗传”则早已被魏斯曼(Ｗｅｉｓｍａｎｎ)于1883～1892年间用一系列实验证明是完全错误而为历史所屏弃;环境与遗传的关系也早已由魏斯曼于19世纪末划分“种质”与“体质”以及约翰逊(Ｊｏｈａｎｎｓｅｎ)于20世纪初区别“基因型”与“表型”而阐述得十分清楚了。关于遗传物质,李森科说:“在有机体中和细胞中,没有什么特殊的遗传物质。”“遗传物质存在于一切细胞的活质中。”“点点滴滴都遗传。”这正是达尔文(Ｄａｒｗｉｎ)为了解释“获得性状遗传”而于1868年提出的“暂定的泛生论假说”,同样已由于魏斯曼的工作而被作为白璧之瑕而为历史所剔除和屏弃,而其很少一点点“合理的内核”已被纳入约翰逊所创造却为李森科猛烈攻击的“基因”一词之中。李森科和泼莱任完全不懂人类对遗传现象的认识发展历史,终于沦为“去真存伪”、“推新出陈”的可笑范例。所以有人评论:“李森科事件是一个无知的纪念碑。”他们给基因学说扣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政治大帽子,一方面暴露了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科学及哲学常识,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他们正策划用政治陷害来从肉体上消灭真正的杰出科学家。李森科最狠毒的一手是趁斯大林肃反扩大化错误之际,用阶级斗争的武器来打击诬陷遗传学家。一大批愤起反击李森科伪科学的遗传学家相继被宣布为“人民公敌”而遭逮捕和处决。
1936年12月,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遗传学大师瓦维洛夫(Ｖａｖｉｌｏｖ)严正驳斥李森科的伪科学,1937年起就被诬为“反动分子”、“破坏分子”、“间谍”。1939年3月,处于危险之中的瓦维洛夫表明了他抗争到底的决心:“我们将走向柴堆,我们将被烧死,但是我们绝不从我们所确信的信念退却。”早在1936年,瓦维洛夫就当选为国际遗传学会主席并被决定主持于193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因瓦维洛夫处境险恶,大会不得不推迟到1939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没有一位苏联科学家被允许出国参加这次大会,包括原定在开幕式上致词的大会主席瓦维洛夫在内。终于,在李森科的得力干将欣登科(Ｓｈｕｎｄｅｎｋｏ)的诬告下,瓦维洛夫于1940年8月6日以间谍罪被捕。在审讯中,瓦维洛夫坚决不承认有罪,反复强调自己始终为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忠诚工作。1941年7月9日,瓦维洛夫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不得上诉。当晚,瓦维洛夫写信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请求赦免,以继续为祖国工作,遭到拒绝。在执行枪决前,由于10月德军进犯苏联而被缓刑一年半。还未到一年半,受尽折磨的瓦维洛夫就于1943年1月26日惨死在狱中,终年55岁。一代科学巨星就此陨落。接着就是1948年8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李森科在会上作了题为《论生物科学的现状》的报告,把遗传学定性为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批评大多数学校的遗传学讲坛上还在讲授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还在斯大林去世之前,1952年12月出版的苏联《植物学杂志》第6期上刊出著名遗传学家杜尔宾(Ｔｕｒｂｉｎ)的文章,对李森科的“物种形成理论”提出责难。这是1948年8月会议2004-1-6 20:58: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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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瀚海蓝月 | | 后李森科第一次遭到公开指责;也标志着列宁格勒大学的生物学家开始行动了,其主帅则是《植物学杂志》主编,73岁高龄的资深生物学家苏卡切夫(Ｓｕｋａｃｈｅｖ)。1956年4月,由于把农业搞得一塌糊涂,李森科被迫辞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58年,赫鲁晓夫出手改组《植物学杂志》编委会,以苏卡切夫为首的编委会委员几乎全被撤换。1961年,李森科再次上台,直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才再次下台。1976年,李森科死了。去世时处境孤独,无人过问。自1935年至1964年,苏联遗传学界经历了近三十年伪科学的摧残,终于开始复苏。 2004-1-6 20:5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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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瀚海蓝月 | 3 伪科学肆虐中国遗传学界中国遗传学界
深受李森科伪科学之害,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其复苏比苏联遗传学界要晚得多,一般认为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中国遗传学会的成立。在李森科伪科学肆虐期间,有人是受毒害的,有人是受迫害的。受毒害最深的代表人物是乐天宇先生。他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系主任,1949年任刚组建的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他从1935年起就迷信李森科伪科学。他在北京农业大学取消了遗传学课程,对当时人才济济的北京农业大学遗传学家动辄以“反动、唯心、资产阶级、法西斯特务”的帽子压制他们,最终导致李景均先生于1950年春出走香港前往美国。李景均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群体遗传学、人类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大师。他于1948年出版的《群体遗传学》被著名遗传学家斯皮斯(Ｓｐｉｅｓｓ)誉为“世界上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从此书获益”。他自1951年起任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直至退休。北京农业大学一些教师向中共中央反映该校的问题,中共中央派出调查组并于1951年3月解除了乐天宇先生在北京农业大学的领导职务。随即由政务院有关单位出面召开座谈会,会议结果发表于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文章的题目是“为坚持生物科学米丘林方向而斗争”。这篇洋洋万言的长文章用措辞激烈的语言批评了乐天宇先生在领导作风和个人品质等方面的错误和毛病,但遗憾的是它以更激烈的言辞严厉批评了遗传学家乃至生物学家,说他们看不到李森科的那一套东西不是生物学中的一个部分,而是生物科学的根本革命。同时,文章对大中学校生物学课本仍然原封不动表示强烈不满。文章认为中国生物学界的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必须彻底改造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的各部分。《人民日报》为这篇文章写的编者按语中更强调指出:“关于旧生物科学的状况,特别是关于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影响,需要继续展开系统的批判。”接着,全国各大学生物系都取消了遗传学课程和遗传学研究,中学取消了生物学课程而代之以宣传李森科伪科学的所谓“达尔文主义基础”。原本只是个别人在个别单位的错误,反而一下子波及到全国。中国遗传学界的悲剧竟然是这样由“乐天宇错误事件”而开始了。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使遗传学在中国有了一席之地,在有些大学可以讲话,可以开课,可以做研究了,中学也恢复了生物学课程。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会议未能明确“李森科事件”的性质是伪科学对遗传学的摧残。会后,《人民日报》以“一个成功的学术会议”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仍然指出:“有个别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曾经要求会议作出我们遗传学应该按照摩尔根学派方向发展的结论。认为只有采用摩尔根主义的方法才能在十二年内赶上遗传学的国际水平;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应该只讲授摩尔根学派的细胞遗传学等。这些看法,受到其他科学家,包括一些摩尔根学派科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和‘百家争鸣’的精神不符的,是和实际情况不符的。”
4 几点教训
青岛会议后,中国遗传学界的好日子并没有多长。尤其是其后的“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遗传学不断遭到批判。1958年起,有些地区的有些大学仍然把这种批判上纲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切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均被停止,但是对遗传学的批判却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更为升级。1970年出笼的《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及其主要流派介绍》一方面仍然错误地把李森科伪科学称为一个“学派”,同时对遗传学则称为是“二十世纪以来流毒很广的最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遗传学家受到批判、斗争和迫害。直到1976年,受李森科伪科学毒害的代表人物还声称:“分子遗传学,所谓‘基因工程’,都是资本家的御用学者们为了抬捧其主子所设立的一套愚民政策服务的所谓‘遗传学’。其实,这样‘遗传学’永远不会,也不能与生产实践产生任何联系。”甚至到了1977年,还有人上书要求开展对“反动的、唯心的、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和基因论、基因工程进行批判。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在李森科伪科学无法肆虐的地方,遗传学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科学洪流。1978年起,中国遗传学家忙于投身到这一大潮中去,人们几乎听不到李森科伪科学的声音了。我国遗传学界必须深刻记取这段沉痛的血的历史教训,增强对伪科学的识别力和免疫力,以免重蹈覆辙。要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为发展我国及世界遗传学作出新的贡献。2004-1-6 21:0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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