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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版主编辑〗〖转移帖子〗〖顶〗〖精〗[回复][短消息][编辑] | | [转帖]从历史文化背景探讨金庸的武侠小说 | 金庸一共创作了十五部武侠小说，除《越女剑》这一短篇外，历史背景都在宋及宋后。这恐非偶然，但历来论者鲜有注意。读闻一多《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忆起旧作《从金庸看文坛意识形态之忧患意识》，偶有所感，试分析如下。
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中，闻一多认为周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在那时已经定型了。事实上，周朝仍属于奴隶社会，但是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正是家族。所以，虽然正统的封建王朝到秦朝才正式建立，但它的基础——家族主义，在周初便已成型。（关于家族主义到底何时产生，何时成型，对本文讨论之论点并无多大影响，故只简略带过，有兴趣者可自行查找相关资料）
与家族主义相反的，便是民族主义。很明显，我们常说的“孝”，是家族主义的产物；“忠”，则是民族主义的产物。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不能并立，不管你承不承认，这是铁的事实。我们常说的“忠孝不能两全”，由此看来，实乃必然。
在宋之前，历代封建王朝只是一再的重复兴起——繁荣——衰亡。整个国家、民族的问题基本上只是在内部发生，在家族主义的维持下，继续向前发展。这期间虽也偶有异族之入侵，然而皆被轻松击退，甚或入侵之异族因仰慕而主动学习中华之文化、习俗。如此的情形之下，民族主义缺少诞生的土壤。
民族主义的开始发芽，正是从宋朝开始，（其实，唐朝的轻明经，重进士的选举制度事实上是在打击拥护家族主义的儒家思想，只是这作用有限）宋朝在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中是十分特异的一个。这最大的特异之处就是它的软弱。唐朝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繁华，最强大的国家，科技文化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进入宋朝，发展的势头虽有所减缓，但仍然是在朝前发展的。与此同时，封建王朝的家族主义也发展到了顶峰，于是，在繁荣的表象掩盖下，内部散漫，本身力量开始互相抵消。在这样的自身状况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持续的强大异族的入侵，朝廷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的只有软弱。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乘机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宋朝会产生那么多如岳飞般的民族英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而金庸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射雕英雄传》所写的故事，就发生在宋朝。
金庸自己曾不止一次的说他后期的几部小说要比《射雕英雄传》有所进步，然而在当今的普通读者中也好，文化讨论界也好，都给予了《射雕》一书前所未有的礼遇。这种现象体现了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在《从金庸看文坛意识形态之忧患意识》一文中。我有过专门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在《射雕》的《后记》中，金庸指出书中所要写的英雄并不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而是平民郭靖。其实这一点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可以看出来，而金庸却在《后记》中强调，当另有深意。
联想到《神雕侠侣》一书中关于郭靖的再描述，我们不难发现，金庸是在把郭靖塑造成一个武侠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英雄。事实上，金庸在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中就有这样的倾向，在小说并没有达到这一预期目的后，他在小说的《后记》中说该书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这未免牵强。而后来他在修订该书的时候甚至专门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附在后面，费这喏大力气，个中缘由，一目了然。
曾有人总结金庸小说时指出，故事发生的背景大都是发生在朝代更替之际。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朝代更替的大体背景——都在宋及宋以后，或是注意到了，而没有探究下去。我认为，把这两点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理解金庸的出发点：这就是，金庸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大力的渲染民族意识，当然这是自觉的。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跟社会密不可分的，对于武侠小说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来看看小说的创作背景。《射雕》一书，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十年，自身还相当的落后，在国际上的形势，也十分的严峻。在大陆、香港等地的文学创作中，深深的忧患意识体现出来，金庸自然也不例外。当时他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自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从历史中了解到的近代中国之艰难时局，自然的在他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我想，即使当时、没有这样一种创作氛围，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也是要这么干起来的。
当民族危难之际，每个人都有起来抗争的义务，何况为民众思想之唤醒者的文人作家。“为社会的文学”。这样思考，我们是否能比较好的理解在如金庸自己所说的后期的几部小说较之《射雕》有进步的情况下，还给予《射雕》更高的礼遇，赋予更大的荣誉这一事实呢？
但是，这样的分析，只适合用来解释金庸的前期小说。至《射雕》一书塑造了郭靖这一典型，金庸往后去的小说中，渐渐不再以此为主，而有着其它的东西体现出来，慢慢壮大，直至完全取而代之。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很明显，它不再如民族大义一目了然，轻易的就让你总结出来。比如对《天龙八部》一书，就有人认为是宣扬佛家思想的，而另外的人则不以为然。这样的现象在金庸《射雕》及以前的作品分析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其实，把金庸的小说按时间先后顺序细细分析一二，从连续的变化中当可以看出更多东西来。
金庸的后期作品，除《越女剑》外，历史背景也都在宋及宋后，但是却不能以民族大义这一主题来概述。其实关于主题问题，我在《从金庸看文坛意识形态之忧患意识》一文已经明确的指出来了，简略的说就是止争是比狭隘的民族大义更高的精神层次。但是这里要说的是它跟小说的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历史背景，不再包括金庸创作小说当时的社会状态。可以这样假设：随着年纪的增长，对历史社会的反思必然是更进一步的，（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金庸从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到封笔经历了二十年）。在金庸后期武侠小说写作中，他是更接近一个纯粹的小说家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金庸所写武侠的背景是中国的某一个封建王朝，那么，只有他以更纯粹的心态来面对这时期的社会现象种种，才能更接近真实，创作出杰出甚或伟大的作品来。拿《射雕》为例子来说，受了当时的局势影响，郭靖这一形象的塑造，在某一方面被夸大，从而给人以单薄，不真实的印象。
如果要找个词来说金庸的创作状态的话，对于《射雕》，我给的是紧跟时世，符合当时国人的普遍心态，当然由于个人才华高低，它比大多数的小说杰出。而后期的小说，我要给的超前。是的，在上世纪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当普通百姓和作家学者们在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下，在政治的作用下，一批批的搬弄出简单的颂扬批判之作。而少有的几个能保持头脑清醒的作家，作品所要表达的也只是对当时的中华现状哀叹，为中国的前景担忧。而跟他们同时的金庸，却跳出来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用武侠小说的创作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关于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比文革期间大陆和香港都出了些什么作品，当可一目了然。）
从《射雕》到《飞狐外传》，书中的主角郭靖和胡斐都是儒的大侠，再到《神雕侠侣》，可就不一样了。如果有人试图把杨过也归入儒侠，那无论他用怎么样的心机也是无能为力的，他的言行摆在那儿。虽然他也受了郭靖的影响做了不少为民锄奸的事情，但是终于没有成为郭靖那样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他最后的前往襄阳助战，也是因个人的恩怨情丑，而不是为着大宋的百姓，没有那样一种责任感。所以事罢他可以潇洒的说上几句话，飘然隐去。
不管从别的角度给予《神雕》的是什么评价，但是从小说的历史厚度来说，它无疑是失败的。他解构了民族危难之际的忧患意识，但是同时又没找出这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所以书中的情字才会让我们感慨万千，所以并不是主角的郭靖才会显得如此的可贵。可以这样说：《神雕》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由中期向后期演化的过程中诞生的试验品。
到了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男主角张无忌带领明教所从事的事业虽然还是反抗外族入侵者的民族大业。但其人本身已无侠气可言。无领导才干倒也不说了，快意恩仇的果断也没有，而这甚至只是成为一个普通江湖豪杰的必要条件。
同时，另外的一些东西开始出现。这主要围绕在张的义父谢逊身上。首先是他为了复仇而胡乱杀人，最后被囚，无数仇敌欲杀之而后快。最后在他悔悟的同时，意欲复仇的人们也在佛法的感召下原谅了他。这就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复仇概念。
“杀人者死，”在这一江湖道义下，有仇必报成了一大准则。“冤怨相报何时了。”这也是武侠小说里经常可以看见的话。《雪山飞狐》中李自成的四个卫士因为误会而结仇，仇恨百十年一直延续下来。若不是出了苗人凤、胡一刀和他的儿子胡斐。这复仇，反复仇纠缠还会一直继续下去，看不到尽头。
在当今社会，一个犯了罪恶的人是否悔悟很难判断，社会采取的广义上的公平惩罚原则是法律。但是在小说，在武侠小说中，金庸却从独特的视角给出了答案。在《倚天》一书中，谢逊的悔悟是因为佛法，这在他杀空见的时候种下了引子。他的诸仇家不杀他，我以为主要是同情，当然还有惧怕明教的因素在里面。
如果说到《倚天》一书，还可理解为金庸颠覆的只是复仇概念。那么到了《天龙八部》，金庸则是直接的表达了他对的义的理解。乔峰这一人物是金庸书中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之一。他本是中原第一大帮丐帮的帮主，身世被人揭露（在这之前他自己并不知道），由此开始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各种因素的交织之下，乔峰成了契丹的南院大王。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两个民族的矛盾焦距在他身上。
生在此地，长在他乡，扩大化的亲情和友情使他不可能不问对错的绝对忠诚于其中的一个种族。当两个民族势成水火，不能并立对峙时，留给乔峰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远离，一是阻止（至少是延迟）战争的发生。乔峰选择了后者。以自己的姓名换取了两个种族的数十年平安无数的生命。
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契丹汉族之争本无对错，没有所谓的谁正义、谁邪恶。在这里，江湖中对侠的行为判断的最高标准，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前提。
也许正是这一标准的失去，才让我们迫不及待的来寻找它的替代品。金庸告诉我们说，义的最高标准（或说是当前的最高标准）是止争。这是超前的意识，即便是乔峰，在未得知自己身份之前，他的态度是明确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契丹人见而杀之可也。若不是他的复杂身世，后来的转变就不可能发生。所以他是不被理解的，他是彻底的孤独者，契丹皇帝不明白他，中原的武林豪杰不明白他，他的两个义弟还是不明白他。
那么，为什么金庸要把它放到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来提出呢？在面对外族入侵的时候，郭靖般的侠客才是更为人所理解、景仰的。事实上，如果不在历史中来考虑，仅仅从江湖中的门派、个人恩怨来进行阐述，很难让人理解。郭靖的侠之大者我们已经觉得拔高了，不真实，又怎么能理解一个凭空而出的悟出止争是义之最高境界的乔峰呢。
而在金庸当时所处的那个时期，在并没有乔峰般际遇的前提下，却超前的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实在更是难能可贵。
http://www.ckzl.com/bbs/dispbbs.asp?boardID=6&ID=26 | 最初发表时间：2005-1-13 |  | | 未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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